常瑞青在屋子里面踱了几步，微微一笑道：“在贸易方面，我的观点一直是追求贸易平衡，不过这是大方向，不等于我们不能承受短期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我们在战前就承受了长达十几年的贸易逆差。在投资方面，我对外资并不持有排斥的态度，但是也不是特别欢迎。扶植我们自己的财团公司才是长久之计。”他顿了一下，又道：“过去咱们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依靠黄金外汇管制和国家计委的指令进行调控。这一套办法用于战备时期和战争时期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和军工密切相关的项目，咱们打赢世界大战的最大原因就是这套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方法，但是这套办法并不适用于战后。”

　　国家社会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体来说无疑是大补药，由政府主导，集中物力财力投向对增强国力或是发展经济最有帮助的产业，也许是重工业军事工业。也许是出口加工产业，也许是电子汽车产业。这个时空的德国（第二帝国、第三帝国）和大中华联邦，另一个时空的天朝还要亚洲三小龙（不包括香港，那个地方只盖超贵的房子就ok了）在经济发展起飞的阶段。用的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那一套管理经济的办法，当然招牌不一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

　　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由政府指令在一定程dù上替代市场的做法一直实行下去是肯定不行的。一方面政府长期替代市场选择“赢家”的结果必然是同政客关系密切而不是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在战前和战后，联邦政府的经济和工业发展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重工业加军工优先。但是到了战后政府又应该去重点扶植什么样的产业呢？虽然常瑞青在这方面还有金手指可以运用一下，但是他还是认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机制对大中华联邦经济的长远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几个金手指――市场的事情，最终还是应该交给市场自己去解决。而不是依靠一个自以为是万能的上帝一样的政府。

　　“可是总理，您在同霍普金斯先生的谈判中不是拒绝了开发市场和投资的要求……”廖仲恺一脸疑惑地道。

　　“仲恺先生，您还不明白吗？总理是将开放市场和投资当成一个筹码了。”汪精卫到底当了多年的外交部长，对于外交谈判时候讨价还价的伎俩是再清楚不过了。

　　“兆铭说得很对，开放市场和投资就是我们的筹码。”常瑞青呵呵笑道：“美国的那些大公司大财团做梦都想要进入亚洲、欧洲的广阔市场，美国政府不也一直嚷嚷什么门户开放吗？现在他们没有砸开亚洲、欧洲门户的军事力量，只能和咱们好好商量了，仲恺。你说咱们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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