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辅王著出班道：

　　“启禀陛下，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臣也赞同迁都之议。

　　汴京地处平原地带，自古乃四战之地。骑军从幽州快马南下，几日即可达汴京，无险可守。”

　　柴宗训听罢，沉吟未语，心想：

　　“朝中这些文臣当真胆小如鼠。

　　耶律贤不过是弄到了大批银钱打造板甲骑军，这些文臣便如此担心，想出了这么多迁都的理由来。”

　　武将班列中的呼延瓒出班道：

　　“首辅和吕尚书此言差矣！

　　前年，陛下御驾亲征大破辽国，取回沦陷于辽国四十年之久的“燕云十四州”，耶律贤纳贡称臣，陛下见国库将尽，这才退兵。

　　我大周军力远胜辽军，又怕它辽国作甚？辽国板甲骑军又不是没被我龙骧军以少对多打败过！

　　若耶律贤敢兴兵来犯，纵六十万又何惧焉？我龙骧军照旧击破之不在话下。”

　　龙骧军指挥使韩徽出班道：

　　“昔日，王逆全斌造反，陛下派臣等龙骧军出征洛阳，虽是千年坚城，然而民心所向，军士用命下，三月即破城。

　　可见战争的决胜关健在于军队的战力，在于士气，城防终究是死的，而战争终究是人来打的。”

　　一时间，朝中文臣武将为迁都之事，争辨起来。

　　文臣多认为即有地形更优胜的洛阳，迁都可保万全。

　　武将则认为有龙骧军之精锐，反因辽国扩军备战就迁都，有恐惧辽国之嫌，长敌国志气灭自己威风。

　　良久后，柴宗训开口道：

　　“诸位爱卿勿要再争了，此事易辨耳。

　　观唐太宗不修长城之事，可知我大周是否须迁都。”

　　唐太宗时，大唐初立，在北方，面临着游牧民族突厥的威胁；在西北，有高昌国的威胁；在西方，有吐谷浑、吐蕃的威胁；在东北，有契丹、高丽的威胁。除了南方比较安定外，可谓强敌环绕，个个不是好惹的主。

　　有官员向唐太宗李世民提出借鉴秦朝、汉朝经验，“请修古长城”，抵御外族入侵。

　　唐太宗反问：“为何突厥人不修建长城，防备我大唐北伐？”

　　并说了不修长城的三点原因：

　　其一是修建长城劳民伤财，虚耗民力。

　　李世民非常注重从前朝寻找执政的经验教训，曾说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的名言。

　　在他看来，隋炀帝杨广修建长城，好大喜功，耗费了太多民力，也没啥效果，即“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

　　其二是修建长城一味防守，不如主动出击。

　　李世民是马背上打出来的皇帝，半辈子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李世民继位后，经过三、四年的休养生息，认真调整，马上对威胁最大的突厥，从防御转入反击。

　　公元630年，东突厥发生内乱，李世民抓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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